一日後，春風得意的蘇康生一大早就到了衙署，隻是推門進去一看，晃眼間還以為自己走錯了門，整個衙署裡面人來人往，忙忙碌碌的，完全沒有了以前四下裡懶懶散散的模樣，自己原本所在的簽押房，六曹、典獄等相關人員進進出出的運着文書，準備出去巡城的校尉武職人員正逐遍逐遍整理着身上的鐐铐與随身攜帶的武器。

　　（簽押房：這個稱呼清朝用的比較多，但從種種迹象看，宋朝應該有這個東西的。

　　從宋徽宗崇甯年間(1102～1106)起，開封和祥符兩縣分知縣屬掾為士、戶、儀、兵、刑、工六曹，俟大觀(1107～1110)初，遂令天下州縣都照此式，從此一直沿襲下來，統稱“六房”。其實“六房”并不是六間房的同義語，如明代時宛平縣衙門裡，“循兩階(大堂、二堂)而前為六房”，但具體名目有吏房、戶房、糧科、禮房、匠科、馬科、工南科、工北科、兵南科、兵北科、刑南科、刑北科、鋪長司、承發司、架閣庫等多項。《如夢錄》描述明代時祥符縣署建制：“左有旌善亭，右有申明亭，又有各色衙役官房。大門内有土地廟、寅賓館、收糧銀十六櫃、上号房……”除此之外，牢獄、監押所、常平倉、馬号、吏廨乃至官吏們供奉衙神的祠廟等，也都屬于衙門的各個部分，按不同方位組合在一塊。總之，若無一片千把米周長的土地，是放不下這隻“麻雀”的五髒六腑的。

　　押字，又稱花押或簽押、押花字、畫押、批押，是宋遼西夏金時期人們按照各自的愛好，在有關文書或物品上，使用的一種特定的符号，以代表本人，便于驗證。押字與簽名、簽字不同，簽名是用楷書或草書寫上本人的姓名，容易認出；押字則用筆寫或畫出某一符号，一般不是該人的姓名的工整的漢字，不易辨别。官員們在公文結尾，除正楷書名外，還要花押；如僅有名而無押字，公文便不能生效。反之，隻押字而不書名，也完全有效。這個還不能稱之為印章，因為這個東西是手畫上去的，《宋遼西夏金社會生活史》有詳細的記載。

　　宋朝15個皇帝，從宋太祖到度宗，每人都有“禦押”。除真宗、神宗、光宗的“禦押”純系畫圈外，其他12個皇帝均押一個特殊的符号。

　　百姓們書寫訴訟狀紙，起訴人必須在狀紙末尾押字，官府才予承認。百姓們在買賣田地或房屋等财産時，習慣于在契約上書名之後，再畫上押字。官府發行紙币，在鈔版上刻有有關主管官員和吏人的押字，印在紙币上作為記認。手工業工人制造銅器、漆器、瓷器等，也往往在器物上押字，表示對産品質量負有全責。南宋時，有的州府規定各官倉受納糧食，必須使用法定的标準斛鬥，所以在量器上也要押字。後來為了表示慎重和使用方便，畢竟每次畫的押字不可能完全一模一樣，很多人這才把自己的押字刻成印章，隻不過這是受官府管制的，一旦發現僞造，将重懲，比如刺配充軍，可比現在嚴厲多了。）

　　蘇康生原本對衙署熟門熟路的，和來往的吏胥打了一番招呼後，撩開簽押房門前的竹簾徑直走了進去，簽押房被一道雕花屏風分成了裡外兩處地方，外面屬于他和通判知事，裡面的雅間則屬于知府大人和通判大人，遇到加急的文書，他們才有機會被請到别有洞天的内間，邁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特别寬廣的用石木堆砌起來的床，席面上這個季節應該鋪着一層松軟的皮褥子，中間擺放着一張木墩，既可以用來下棋，也可以在上面飲茶，床也被内外分成了兩處，靠近裡面的擱架上放着挨挨延延的公文、典籍、藍皮線裝書，至于他們需要的筆墨紙硯，則擺放在靠近床頭專門鑿出來的兩處方形缺口處，探出手即可獲得，取放十分便利。以前知府和通判兩人常常神龍見首不見尾，為了接待外地來的欽差，他們才來衙署這處雅間偶爾坐一下，馬文祥有一次醉酒後到裡間的床上小憩了一下，恰恰被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的通判撞了個正着，等蘇康生從茅房裡回來的時候，才發現通判已經邁入了裡間，結果是，馬文祥因此被罰了半個月薪俸，他把這事怪到了沒有及時給他通風報信的蘇康生頭上，自那以後，兩人交往得皮裡陽秋的，再也不如先前般熱絡，裡間更是成為了蘇康生和馬文祥的禁地。

　　外間靠近屏風的位置是兩張特别大的方桌，上面筆墨紙硯等文房四寶一應俱全，這自然是他和馬文祥辦公的地方，隻不過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原本隔在他和馬文祥之間的那道屏風被抽走了。在兩張方桌的前方是一條用漆紅木闌珊隔出來的隻容一人通過的狹長甬道，此刻馬文祥在上面忙得焦頭爛額的，來來往往的兵曹、刑曹、工曹、禮曹、戶曹、吏曹六曹的文職人員手中捏着待辦的文書，在甬道中依次有序的排成了一列，等手中的文書獲得通判知事的簽押後，這些文職人員再從甬道的另外一端走出來，原本需要兩人簽押的文書此刻隻需要馬文祥一個人過手就可以暢行無阻，他一個人獨攬大權也就得了，最讓蘇康生受不了的是，馬文祥此刻手上居然捏着他的印章，這越俎代庖的行為讓蘇康生心頭一股無名火起。

　　馬文祥一早就得知蘇康生今天要重回衙署，而他所在的位置又比那條甬道要高上一截，以他對蘇康生的了解，這個時候他也該到了，原本時不時擡頭往門口驚鴻一瞥的他發現一個熟悉的身形時，早已喜形如色，慌忙丢掉手中的筆和本屬于蘇康生的印章，疾步上前朝他唱了一個重諾，喜憂參半的問候道：“康生賢弟，多日不見，越發的康健了。”

　　“拖文祥兄的福，在家閑豫的這段時間是吃得好，睡得好，就是差一個人對弈說說閑話的人，文祥兄百忙之中既然抽不出空來到我那裡坐一坐，我也隻能不請自來了，不知道我這樣算不算唐突？”蘇康生這句話很明顯帶有火藥味了，彼此同在一個屋檐下相處了這麼多年，在自己最落魄的時候，對方惟恐瘟疫般避之不及，還妄自以朋友自居，此刻還挪用自己的印章被當面撞破，那自己就必須當着同僚的面把對方那虛情假意的僞面孔揭下來，以洩去心頭的這股邪火。

　　馬文祥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按平時，他絕對不會像今天這般‘啞巴吃黃連’，至少也會和對方口角幾句，對于吳檗單獨去請蘇康生回來的風風雨雨早就傳到他耳朵裡面了，他們之間肯定密談了一些他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的秘密，自己的頂梁柱此刻不知道在什麼逍遙快活，蘇康生是‘娘家有人氣勢足’，馬文祥知道這個時候隻能夾着尾巴做人了。

　　“吳大人說了，你一回來，到内裡去見他。”

　　蘇康生看着默然不語，面露窘色的馬文祥，形神越發的得意，擡頭挺兇，邁着方步穿過衆人，走入了裡間。蘇康生走進去之後，吳永麟頭都沒有擡一下，蘇康生面對這種冷遇突然打了一個寒噤，猛然間醒悟到剛剛的冷嘲熱諷多半傳入了知府大人吳檗的耳朵裡去了，他心慌意亂的待在原地，心裡頗不是一番滋味。

　　“來了？大家以後低頭不見擡頭見的，何必鬧得那麼僵？你的印章是我授意馬知事用的，這一府上上下下這麼多人，不可能專門為了等你啥都不幹。”

　　屏風外斜耳傾聽的馬文祥蓦然心裡暖洋洋的，對于吳檗的對事不對人暗自贊歎不已，并下定決心在通判大人回來的這段時間一定勤于公事，以不負吳檗的再造之恩。

　　蘇康生平複了一下忐忑的心情，弓着身子偷偷的打量蹲坐在床上，前傾着身子不知道看着什麼的吳永麟，為了打破當前這種尴尬，他首先嘟哝道：“我差不多五更左右就起床了，想不到最終...”

　　蘇康生剛還沒說完，吳永麟卻主動為他開罪：“不知者無罪，何況這是你今年的第一天來衙署畫卯，先看看衙署的新條例，下不為例。”

　　吳永麟随手朝惶惑不已的蘇康生丢過來一本嶄新的小冊子，蘇康生坐下去是越看越心驚，知府老爺真的準備洗心革面了？還是隻是心皿來潮而已，回味着衙署滿院中與以前孑然不同的氛圍，蘇康生覺得知府老爺似乎這次并不是鬧着玩的。

　　蘇康生原本隻有三十多歲，此刻捯饬了一番，原本的頹唐一掃而空，人逢喜事精神爽，換上新衣帶上新頭巾新鞋的他越發有了一股精氣神，對于吳永麟開的薪俸，他也頗為滿意，以他狷介疏狂的個性，自然想大展拳腳一番，不想給人留下任何是非的話柄，隻是小冊子剛剛看了一半，吳永麟便招手讓他過去。蘇康生這才發現吳永麟正翻看着羅城的一幅地圖，上面用毛筆在羅城東面圈出了一塊空地，蘇康生不知道吳檗是什麼用意，立在旁邊一直冥思苦想着對策，并不敢貿然插嘴。

　　“康生，現在我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你幫我出出主意。”

　　“大人但說無妨。”

　　“我想在上面畫圈的地方建一處草市，不知道康生你有何建議？”吳永麟正好借此機會考考蘇康生的能力。

　　（草市原來是鄉村定期集市﹐各地又有俗稱，兩廣、福建等地稱墟，川黔等地稱場，江西等地稱扵，北方稱集。起源很早，東晉時建康（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大都位于水陸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其命名用意，或說因市場房舍用草蓋成，或說因初系買賣草料市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到唐代﹐其中一部分發展成為居民點﹐個别的上升為縣﹑鎮﹔而緊臨州縣城郭的草市﹐則發展成為新的商業市區。這類市區﹐居民稠密﹐商鋪店肆林立﹐交易繁盛﹐與城郭以内的原有市區﹐并無區别。有的地方﹐甚至遠遠超過了城郭内的舊市區。到宋朝，逐漸發展成商業中心，如南宋年間鄂州的南草市﹐“沿江數萬家﹐廛肆甚盛﹐列肆如栉”﹐“雖錢塘﹑建康不能過”﹐“蓋川廣荊襄淮浙貿遷之會﹐貨物之至者無不售”。這類草市﹐已經突破了原來鄉村集市的涵義﹐成為州縣城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這類草市﹐宋政府并不把它作為鄉村的一部分﹐而是作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宋神宗熙甯年間﹐全國各地鄉村都編排保甲﹐按時教閱﹐而對“諸城外草市及鎮市”雖也編排保甲﹐但不把它們“附入鄉村都保”﹐亦不按時教閱﹐而是與城市坊郭戶一樣﹐受廂的管轄﹐而在沒有廂制的州縣﹐則直接受縣的管轄﹐同鄉村完全脫節。城郭草市的發展表明﹕宋代城市的商業貿易﹐不但打破了唐代坊市制度的限制﹐而且也打破了城郭的限制﹐進一步發展到城郭以外的地區。）

　　“大人，此地恐怕不是新草市的最佳地點。”

　　“說說你的理由。”

　　“此處往東依次為漢州、綿州，成都府水路、陸路縱橫貫通，按說應該是新草市的最佳地點，隻是大人有所不知。”蘇康生說到這兒，感覺自己有賣弄的嫌疑，吳檗當了這麼多年的成都知府，‘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發覺吳永麟臉上沒有展現出不恙，蘇康生接着撿緊要的說道：“成都東面曆來是兵戎相見的戰場，這數百年來那片土地埋下的枯骨早已數不勝數，成都府的老百姓早已把那片當成了一片墳地，現在隻要有死人，都會擡到那裡下葬，要在那裡建草市，就得讓他們遷墳。還有一個最大的麻煩，我私底下聽說，那裡一到晚上就鬼火閃耀，鬧哄哄的，好像鬼在聚會似的。我雖沒有親見，但不敢苟同，這些年匪患不絕，尤其以成都府到漢州、綿州這條先上最盛，我如果猜的沒錯，那些匪人多半在那裡開了一處鬼市，白天不敢出來露面，晚上倒是借鬼來偷偷交易搶到的東西。”

　　吳永麟對于蘇康生的答複甚為滿意，他幾乎都說到了點子上：“到底是飽讀詩書的大儒，見識果然卓群，我如果說非得在這裡建新的草市，遷墳的事你能不能幫我解決？”

　　蘇康生皺了皺眉，臉露難色的說道：“遷墳頗費一般口舌而已，隻是那些匪人？”

　　“這裡的草市就是用來賺他們的錢的，我們修路，修房子，給他們一個合法的交易場地，他們不至于像以前一樣偷偷摸摸的，這互惠互利的事情，傻子才不幹，隻不過草市得有草市的規則，誰壞了規矩，自有懲罰的措施，這叫一地兩制。在這些人獲得成都府的戶籍之前，這事我們心裡有數就成，表裡面裡的文章就要靠你來寫了。”

　　當聽說吳永麟準備将這些人招安的時候，蘇康生震驚不已，隻不過這不失為打通陸路商業線的一個良好契機，他對吳永麟的這一番籌謀暗自欽佩不已，隻不過另外一個問題從他的腦海中冒了出來，他有些不安的問道：“這會不會寒了那些被匪人禍害過的老百姓的心？”

　　“我們是勸人向善，而不是導人向惡，總得給别人改過自新的一個機會，那一路才會平靖。至于那些遭過難的，這次新草市圈進去的地給他們相應的優惠，至于派往那裡巡視的人手，你先去找提刑司的人談談，先探探他們的口風，後面我們再想一想應對的辦法。”